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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另类“SNS”：会馆启示
上海网站建设 | 上海网站设计 时间：2010-07
史川轩
从明初至清季，晋商上通清廷，下结官绅，走南闯北，商路达万里之遥，票号汇通天下，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在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逐步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集团，而会馆的出现大大加强了山西商帮集团性
所谓会馆，是明清时期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
学者吕作燮将明清会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给同乡的官僚、士绅和科举之士居停之用；二是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三是四川这样的移民会馆
用更时髦一点的比喻，会馆颇似刻下流行的SNS(社交网络)，只不过它拥有物理场所，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其中，晋商早年长途贩运，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山西会馆多为商人会馆
“网”遍天下
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认为，明清中国的商人会馆是商人们模仿官僚士大夫而建立起来的旨在联络同行业认识的一种互助组织，在中国，士子们有同年、同窗、师生等多重关系，可以相互帮助，商人们模仿设立这种组织，就在于通过相互间的帮助来提高保护自身的能力
明朝中后期，各省在京会馆的多寡，反映其在京人数的多寡和政治势力的大小，多为“迁除应朝”、“公车岁贡”所用
与其它地方在京建立的会所不同的是：已知较早建立的五所山西会馆中，潞安会馆、平遥会馆、临汾东馆、山右会馆均为商人所建，只有临汾西馆一所为仕商共建
从创建者的身份可见，山西会馆建立的目的比较单纯，商业性质明显，主要作为商人自己的活动场所
至清代，在北京的山西会馆日益增多
据统计，现存嘉庆以前会馆碑刻三十二处，其中晋商会馆占十三处
光绪时山西会馆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
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在全省蔚然成风
除了北京之外，上海、苏州、天津、三原、西安、汉口等全国重要商业城镇几乎均有晋商及其会馆
会馆数量的分布，形象说明晋商主要的活动范围，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的刘成虎博士介绍说，“晋商的会馆，在北京的会馆最为集中，其次是河南和内蒙，因为那里是万里茶路必经过的地方，再者在南方和运河两岸也不少
”苏州现已查明的会馆共有47所，其中山西2所；上海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商埠，在39所会馆中山西会馆有2所
这些工商业重镇的会馆商业色彩鲜明，康雍乾时期的文人杭世骏提及这类会馆时说：“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之术
”学者王日根在《中国会馆史》中评价说，“会馆的建设成为晋商形成群体实力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晋商还经常与陕西商人联合建设会馆，即所谓“山陕会馆”
对此，刘成虎解释说：“历史上，陕西和山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两省在地缘、文化上都比较近，外出经商的时候共性很多，因此两地商人经常共建会馆，有时候还包括甘肃的商人，成为陕山甘会馆
”
会馆之治
山西会馆的兴盛，自然首先离不开晋商雄厚的财力
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的山西会馆，一般都规模宏大，建造考究
据说，日本有个艺术家，曾经造访苏州的晋商会馆，特意观摩了会馆的戏台，结果无论建筑设计还是音响效果，都让他感到非常吃惊
晋商建会馆笃守山西的地域特色，山西会馆一般都供奉神祗关云长(关羽即山西人)，在各地会馆中为其修殿，甚至有的地方把山西会馆建成“关帝庙”的形式，期望以此表达讲义气、笃乡谊
据刘成虎介绍，很多会馆并非就地取材，从砖瓦、木料直到木匠、砖瓦匠都是取自山西
“在成都就有一个山西会馆，90%以上的建筑材料都从山西运到成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见晋商财力之富、乡情之重
”
商人会馆的兴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商业的发展是其主要方面，有无倡议者，有无呼应者，社会环境的安定与否，自然因素的变迁以及凝聚范围的大小都足以影响会馆的兴衰成败
要使商人会馆得以维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外，造就有能力的管理队伍，且能前后相继，至为重要
在此方面，晋商也做了成功的实践
山西会馆通常会推举具有政治或者经济实力的人担任会首，会首名称有董事、柱首等，人数由行业店铺的规模决定
较大的会馆除总管、董事外，还下设若干专职人员协助处理馆内日常事务，如坐办、司事、书记、帐房等，皆受聘于总管或董事，并支取一定的薪水
较小的会馆则由同行轮流充当值月
会首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或经济实力作为担保，以所谓的平均主义原则在组织内部进行分工和权益分配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成艳萍评述说，会馆的产权为当地的晋商所共有，大型会馆的管理机构类似一个董事会，会首主要由大家推选，再由会首们聘请其他人，同时每1-2年便轮换一次
这种“换届”往往定在祭祀神祗与业祖的日子
会首一般都有非常明确的职责，包括公共财产与经费管理，应付官差，调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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